敦煌书法

敦煌书法

一、概述

数万卷古代文书公诸于世， 引起了各科研究者的高度 自从一九 OO 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 重视。敦煌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彩塑艺术，也保存了大量 的书法墨迹。敦煌书法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书法发展史，特别是隋唐，乃至魏晋、秦汉书法艺 术发展史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敦煌书法范围教广，一般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书法为主，另外还包括敦煌地区古遗址中出土的 汉代汉简书法、石窟题记以及现存的碑文书法等。

敦煌遗书包括了由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的 4 万多卷墨迹，是研究中国文字楷化时期的历 史及其书法艺术最丰富、 最系统的第一手资料。 敦煌遗书的书体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 称之为"经书体"。"经书体"源于汉代的"简书体"，完成于唐代的楷体，是两晋以后抄写经卷的重 要书体。它详尽的记录了中国文字隶变以后楷化的全过程，对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敦煌遗书中藏有唐代拓本三种。有欧阳询书《化度寿岂禅师塔铭》 、柳公权书《金刚经》 、唐 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 ，甚至还有王羲之 17 帖临本 3 帖。这些拓本和临帖极为宝贵，是现在罕 见的唐代墨迹珍品。

敦煌遗书中关于书法理论的写本有三叶残卷，颇令人注目。其一是论述写字方法的，对笔划 的比例关系，粗细、长短、宽狭、字与字的大小关系都有详尽和精辟的论述。其二和其三为王羲 之书论，"笔势论"残卷，为民间传说中的王羲之书论抄件。

敦煌写卷中的硬笔书法，是书法史未曾记载的民间创造。这里所谓硬笔，当时为木笔或苇笔。 从甘肃出土的实物来看，硬笔尖端劈为两瓣，完全与今日的蘸水钢笔尖相同。这说明我国硬笔书 法自古有之。

由于敦煌在历史上曾被多民族占据过， 因此， 在遗书中还保存了许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写卷。 有梵文、蒙古文、回鹘文、西夏文、吐蕃文等等。其中以吐蕃文(古藏文)数量最多。这些写卷 均系毛笔或硬笔书写，相当工整流利，富有节奏感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敦煌遗书写卷，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卷子的抄写者都是被人雇用的写 经生或一般庶民。他们常年抄写，熟能生巧，久书成艺。有的书写雄强勇猛、大刀阔斧;有的书 写娴熟娟秀，温文尔雅。书体行、草、隶、篆皆备，丰富多彩，表现自然质朴，机动灵活。其功 力法度，审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赞叹～

在敦煌莫高窟 492 个洞窟内的壁画中，保存有大量的珍贵墨迹。一为佛画榜题，一为供养人 题记，均为创作壁画的画工书写。这些墨迹题记虽数量很多，但工拙不等，除少数精良外，大部 分为画工信手之作，多有错别字。但书体具有古朴稚拙的乡土气息。

敦煌地区遗存有唐代至清代许多碑碣。其刻写的时代不同，书法的格调也各有干秋。

其中唐 初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为碑中精品。其碑虽为楷书，但有魏碑风格，结体及用字怪异， 为后世罕见之碑。 敦煌地区的汉代遗址中先后出土了约 17480 多枚汉代简牍，在我国已发现的汉代简牍中占有 极为重要的地位。汉代简牍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最珍贵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两汉书体演变和书 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 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 草书。

敦煌书法，从西汉的汉简书法始，到清末的碑碣书法止，时代久远，数量巨大，书体之多姿、 笔法之变异、风格之奇巧、功力之深厚，令人叹为观止，是中国书法史最珍贵的历史资料。

二、敦煌书法的书体及特色 敦煌文献同甘肃汉简一样，谱写了中国民间书法演变、发展的绚烂历史。其主要特征在于:一是 由于大部分为佛教经卷，所以书法风格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和意义，这是由这七百余年间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审美趋向所决定的。东晋南朝以后，文化中心南移，南方兴起玄学等思潮，而 在这里，依然保持着以往的儒学传统，所以敦煌书法书风的演变自然地融进了北碑时尚，即已由 两汉时期先民们天籁精神下的浪漫不羁变为梵音佛乐中的老成持重。二是由于两晋、南北朝数百 年间战乱频起，7 至 9 世纪历时二百年的吐蕃统治及其他少数民族占领敦煌，加之隶变已经完成， 书法的书体已基本完备，所以在书体演变程度上显然放慢了脚步，而是主要朝着书体楷化和风格 的塑造稳步前进。三是由于书法材质变为以纸代简，书写运动幅度、笔势、墨性等发生了变化， 因而书者情趣、书法意态等产生了不同于竹简木牍的特点。

敦煌写经的作者，除了少数士族显贵之外，多为接受过书法的基本训练或严格考核的

寺院经 生、经生手或僧侣，尽管他们社会地位卑微，并不大通字学，书写中俗体、错别字迭出，但就书 法水平而言，决不乏堪与书法名家比肩抗行的精品佳作。 敦煌文献的书体有楷书、草书、行书、篆书以及各种过渡性书体，还有一些美饰类墨迹。而最为 显着的则是“敦煌经书”，即狭义上的类楷书的经书体，或称之为写经体、经生体。书体的演进、 书法艺术的发展是与时俱进(变)的。隶变在汉代完成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楷书的走向臻熟，而迈 出的第一步即先是 “魏楷” 兴起的转型。 反映在敦煌书法中， 从早期尚存带有分书意味的一些 “汉 楷”样式，随之逐步地形成以魏楷为基本而自成体系、颇具特色的经书体，突出地反映了敦煌书 法特有的本质风貌。

下面，我们依大体时序，分别对敦煌书法的书体及其具有风格特色的一些墨迹，简要地进行 讨论。

(一)敦煌经书

经书体，顾名思义，是指抄写经籍的书体。广义上包括楷、草、行等书体;但从狭义讲，人 们习惯上只是把写卷较多的类楷书的书体称为经书体。它是自“汉楷”而后，形成于佛门寺院并 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主流书体。由于宗教的需要，加之敦煌古代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它必然 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甘肃先民鲜明的性格特征。书法的创造发展在民间。经书体反映出，它不 仅翔实地记录了汉字在隶变完成以后向唐楷过渡的全过程，而且真实地显示出民间书家对汉字及 书法的发展所起的重大推动作用。

经书体是两晋以来寺院抄写经籍的主要书体。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抄经者总是严格程式，工整 抄写，只是时代不同风格亦不同。从经书体的演变发展过程看，大致可分为

三个阶段:魏晋南北 朝时期(305580)，即自西晋经十六国、北魏、西魏至北周，这二百七十多年为第一阶段;隋唐时 期(58l780)的二百年为第二阶段;吐蕃至宋时期(78l1006)，即自中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吐蕃占 领敦煌及张、曹二氏归义军时期，经晚唐、五代延至西夏统治时期，这近两个半世纪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的代表作品，有前凉升平十二年(368)的《道行品法句经》、晋《三国志?步骘传》、 皇兴二年(468)的《康那造幡发愿文》、北魏《大般涅槃经》、兴安三年(454)的《大慈如来告疏》、 延昌元年(5l2)的《成实论》、正光二年(521)的《大方等陀罗尼经》、540 年左右的写本《贤愚 经卷第二》、北周保定元年(561)的《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八》以及欧阳询《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拓 本等。基本特点是，多数墨迹构形上纵而趋方，结体紧凑尚存分书(汉隶)意味，转而融进北碑书 风，呈现出一派古雅、峻整、朴厚的风格。

经书体发展到第二阶段，已由隋大业四年(608)的《大般涅槃经》、大业九年(613)的《胜鬘 义记》等尚未成熟的楷书，逐渐形成为典型的唐楷。代表作品如唐咸亨三年(672)的《妙法莲花经 卷第六》、咸亨四年(673)的《佛说大药善巧方便经卷上》、唐高宗仪凤元年(676)的《金刚般若 经残卷》和颜真卿青年时代的开元二十三年(735)的《阅紫录仪》、玄宗《御注金刚经》、典型唐 楷《思益梵天所问经卷第一第二》、《合部金光明经卷第三陀罗尼最净地品第六》、《佛性海藏 智慧解脱破心相经》、《说苑反质第二十》、肃宗干元二年(759)的经史写本《古文尚书卷第五残 卷》等。书法进入唐代以后，名家辈出，广为影响，书法的社会意识急剧增强，反映在敦煌书法 中，也是谨守法度，民间书法也向士族显贵书法靠拢，逐渐形成大同书风。

经书体楷书发展到第三阶段时， 写卷书体多样化起来， 所以像前此以往的唐楷书体相对较少。 代表作品如唐昭宗大顺元年(0)的《论语郑玄注卷第二残卷》等。柳公权于长庆四年(824)所书 《金刚经》碑拓，是他四十六岁时的代表作，也是敦煌文献中保存下来的士族书法瑰宝，楷法森 严，清劲俊秀，规矩中有变化，方峻中有灵气，俨然“唐尚法”的典范书风。

(二)敦煌草书

敦煌是草书的发源地，东汉晚期的“草圣”张芝、“亚圣”张昶“兄弟二圣”和西晋“章草 宗师”索靖等皆为敦煌人，所以敦煌有着草书传统。但是，敦煌文献中的一些经书类草书作品， 与他们并无直接的承传关系，既无相传张芝所书《冠军帖》那样的连绵激荡的今草形式，更无相 传索靖所书《月仪帖》那般“标准章草”的模样;既不同于孙过庭的宗王草法之劲利书风，更没有 张旭、怀素那般浪漫不羁的狂草踪影，而完全是别具特色、书风独占的草书风格。故，本文提出 “敦煌草书”的概念。

按说，抄写佛经是极为严肃的事情，依照程式、书写工整是起码的要求，亦示以对佛的虔诚。 但到唐代，由于书法的社会风气十分浓郁，名家众多且影响甚深，连清静的寺院佛堂都被渍染， 所以像草书、行书等体现着浪漫主义的书体也成为抄写经籍的书体形式，真可谓“大肚能容容天 下难容之事”，此其一。其二，从敦煌文献中有一些名家字帖摹本和书法理论残卷等情况分析， 唐以来的敦煌，已不仅将草书、行书等书体作为抄写经籍的书体形式，并已形成了

“敦煌草书” 的书法风气， 而且已然变成了一座庞大的书法学院， 众多僧侣、 经

生手被深深地笼罩在又一个 “鸿 都门下”，成为有势力的民间书法集群。尽管他们大多未能留下姓名花押，但就书法水平而言， 有些绝对不在名垂青史的大家之下;也正因此，敦煌才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光耀千秋的书法瑰宝。

“敦煌草书”的代表作品当以盛唐时的《因明入正理论后疏》最为精彩:字字，但字中 极尽连带使转、起伏变化，结字简约圆秀，用笔纯熟自然，通篇二万余字一气呵成且无改漏，章 法茂密，气韵通畅，显然出自某位学识渊博、功力精深的敦煌书法巨擘之手，绝对堪称不朽杰作。 其次，有盛唐时的《恪法师第一抄》，不乏王羲之笔意，与孙过庭《书谱》息息相通。堪为今草 杰出作品。再次，有大致书于 772 年前后的佛学论着《大乘起信论略述》，似开元代书家康里巎 巎草书风格的唐佛经写本《妙法莲花经明诀要述》。其共同特点是结字浑圆，体势清朗，用笔流 畅，率意自然，当为出自粗通草法的一位经生之手，篇中杂有行书乃至楷书笔意，草书显然尚不 够成熟，但恰恰因此而更见变化，独具风格。

隋唐时期，由于王羲之声名显赫而噪南播北，连远在西陲敦煌莫高窟的经生们也推崇尊学， 时成风尚。所以在敦煌文献中，还有幸留下三帧《王羲之十七帖》的摹本残迹，即《龙保》、 《瞻 近》和《得足》。从三帖中一些字的结体、风格等来看，似出自一人之手，行笔劲健流畅，生动 自然，颇得“书圣”笔短意长之神韵，堪为敦煌书法中难得的宝墨佳品。其他草书墨迹还有见唐 贞观十五年(1)的《蒋善进临智永真草千字文》等，亦不乏骨力雄强且“半得右军之肉”的妙作 之神采。

(三)敦煌行书

敦煌文献中的行书墨迹数量颇多，用途也很广泛，不仅用来抄写，还应用于一些辅助性 经籍注释、疏义、略述及寺院的经济文书等诸多方面。

敦煌行书以行楷为多，行草相对较少。行楷的代表作品，依大体时序，一是西凉比丘德祐于 405 年所书《十诵比丘戒本》，大致与二王同处一代，书法极具特色，堪为珍品;二是西魏大统 三年(537)的《东都发愿文》，书者令狐宝系敦煌令狐豪族、书法世家的一员，行笔流畅洒脱，线 条飘逸俏美，可谓南北朝时不可多得的行书墨迹;三是唐天宝十四年(755)的《骑都尉秦元制受告 身》，一眼可得其太浓的颜(真卿)味，实是书法佳作;四是盛唐时写本《高适诗选》，系曾久居 西北、任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时所作的反映士兵疾苦和边防生活而流传于敦煌地区的诗歌 抄本，用笔沉雄峭拔，方圆兼使，大方自如，富有特色。此外还有如《归义军衙府酒破历》、张 大千珍藏的《张君义勋告》以及《温室经疏》等，也都各具书法风格。

行草书代表作品，首先是西魏大统二年(536)的《法华经义记》，流畅潇洒，跌宕多姿，不乏 二王风气;其次是隋仁寿元年(601)的《摄论章》，极富节奏韵律和线条变化，是改变了北魏以来 的基本笔法却仍略带分书笔意的行书佳作。另外，裹藏于敦煌文献中的贵族书迹，即甘肃籍的唐 太宗李世民于 3 年前后所书的《温泉铭》唐代拓本，原碑早佚，宋以来只有文献见闻，直到敦 煌藏经洞发现才得以昭世。以行书入碑，唐太宗当为第一人。是铭用笔圆劲，线条清丽，一派“书 圣”大风，不愧遒媚机敏之佳品。实际上，敦煌书法中的行书墨迹为数不少，除上述代表作品外， 尚有北魏时的《胜鬘疏》，唐代的《众经别录》、《春秋经传集解》、《开

门要训》、《兰亭序 幕本残卷》，五代时的《曹元忠状》，曹氏归义军时期的《节

度使某官发首燃灯文》、《正月十 五日窟上供养》等等，都可谓敦煌书法之佳品，考虑到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展论了。但值得一 提的是，敦煌文献中约有二万页(以缩微胶片一张为一页计)多种文字的硬笔书法，其中一些汉文 也不乏可鉴价值，如中唐和晚唐时期的二纸契据类墨迹等。这说明，一是唐代时民间也盛行硬笔 书法;二是这些硬笔书法仅为书写实用墨迹，与当今的硬笔书法有着不同的内涵;三是硬笔在唐 代也是一种(类)书写工具，与毛笔具有相同功能。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正宇由斯入手，多方考察 探究，梳古捋今，得出“硬笔书法是我国书法的母体”的结论，成为颇具新意的一说。

(四)敦煌篆书及其他

比较而言，敦煌书法中的篆书墨迹为数极少，仅发现几页残卷，这里借以《千字文残卷》作 代表。《千字文》是南朝梁周兴嗣撰写的集识字、习字为一体的字书教本，历来以王羲之第七世 孙、寺僧大书家智永以真、草二体所书的本子最为着名，敦煌文献中即有前述的《蒋善进临智永 真草千字文》墨迹，但篆书《千字文》颇为少见。此残卷的发现，可谓填补了隋唐间《篆书千字 文》仅有史乘载述而无迹鉴的空白，具有凡响不同的意义。此残卷给人一种有似见到战国时期楚 系文字中的《岣嵝刻石》般的感觉，同样可用“奇谲诡异”来作评论，有学人称其为“篆书奇字”， 就是因其书写颇为奇特， 甚至杂有民间迄今流传的 “蚊脚篆” “香炉篆” 、 等俗篆之意;其中的 “丹 青”二字又简直是楷书写法，故真当为奇特之书了。

讨论篆书必然想到篆刻。敦煌文献中还有一批为数可观的唐、五代时的篆刻印鉴，不仅填补 了目前极稀见的唐印之白，而且也显示出各种极尽法度的精彩印风。不过在笔者的思想中，篆刻 依然同书法分离，成为一门的艺术，所以还是以后另作讨论。

敦煌文献中有一元代至正八年(1348)的莫高窟造像《六字真言碣》(又称《六字真言碑》，亦 可谓珍品之迹。上额为汉字楷书“莫高窟”三字，碑心为四臂观音像，上、左、右三方用梵、藏、 汉、西夏、八思巴蒙古、回鹘六种文字各刻“崦嘛呢八咪吽”“六字真言”等，其碣的形式布局 及内容等十分罕见。“六字真言”系喇嘛教教徒认为的经典之根源，谓经常反复吟诵可以积累功 德，待“功德完满”即可解脱。此碣用六种文字刻立，当主要是为方便和满足当时敦煌多民族佛 教信徒诵念之需。从书法角度看，也反映了民族文字与汉文字同光共辉的现实和书刻风格。尤其 两侧和下部以汉字细密书刻的西宁王及妃子、太子、沙洲路及河渠司提领、大使、百户、僧人、 长老、工匠等八十余位功德主姓名书迹，展现出自然无拘的书法风姿。

同甘肃汉简一样，敦煌文献亦可谓书法的海洋和百科全书，我们仅仅撷其两枝三叶做了个引 述。事实上，敦煌文献中还有更多颇具特色、十分精彩的书法墨迹，而且有着许许多多在变中的 过渡性书体原型，充分、多彩地展现出古代敦煌地区以至三陇民间书法的创造精神、天籁精神和 自由精神。总之，敦煌书法是非常丰富的，极有艺术价值的，还有待去做进一步的挖掘、梳理和 研究，不断发现、总结其隐藏着的书法奥秘，以启迪、指导我们当今的书法创作和甘肃书法“敦 煌风”的构建与形成，并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以借鉴和思考。

余秋雨在其《文化苦旅?莫高窟》中说:“为什么甘肃艺术家只是在这里撷取了一个舞姿， 就能引起全国性的狂热?为什么张大千举着油灯从这里带走一些线条， 就能风靡世界画坛?” 所

以， 敦煌书法，给予我们的启示同样也是很大、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