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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余华《活着》 “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这是余华所认可的生存观。因此，余华在《活着》韩文版自序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活着在我们中国人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认识，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苦难与幸福、无聊和平庸„„讲述了人活着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情而活着。”从这个观点出发，活着成为了人生存下去的唯一理由，在活着的借口和遮掩下，一切都显得冠冕堂皇，一切都显得天经地义，习惯性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对此，余杰有这样精辟的议论，他指出：“在活着中，余华传达了一种让大多数中国人都无法反对的根本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活着就是一切，活着就是胜利，根本不存在任何高于活着的价值。”诚然，活下去是一个人获得一切物质资料的基础，但人活着就真的意味着光明和希望吗？顺应时势、学会忍受，我们就能迎来人人生而平等的大同世界吗„„不可否认，对于自然因素所造成的伤害，人类在很多方面的确是为力，但对于人类社会的附加因素，尤其是在和极权制度下造成的伤害，在野心和暴力的驱使下所带来的毁灭性战争，以及各种党同伐异排除异己的运动中所构成的伤害，我们真的为力吗？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还能够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吗？我们还能够平静坦然地去接受这一切吗？ 在《活着》一书中，余华借“假雨村言”，精心布局并导演了这一场劳动人民的悲剧史。作为领衔主演的福贵，则是以回忆的视角、轻松的口吻、幸福的姿态回顾这一段悲惨的生命历程，这中间似乎没有多大的暴风骤雨。而实际上，《活着》中主人公福贵的遭遇，既有自然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方面的原因。在《活着》中，不难看出福贵所遭受的社会挤压，远远大于自然状态下的生存压力。他的一生经历了时期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内战争、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以及十年，从年轻时富家子弟变为平民百姓的福贵，由于社会方面的因素，不断遭受到冲击，他的一生显然是跌宕不安的一生。最初，是莫名其妙地被抓为壮丁推向战场，从死人堆里活下来的福贵，在建国之后，他的一双儿女看似纷纷死于意外，实则是时代因素使然，福贵的一生见证了亲人的一个个离去，见证了中国民众最不愿看到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按理说，福贵是在社会下层民众中遭受挤压的成员之一，他对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但余华并未将历经生死浩劫的福贵刻画成一个基于现实土壤的悲剧性人物，从而透视出百年来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血泪史、苦难史。余华也没有让这幅鲜红的社会画卷变成农民阶级的斗争史，觉悟史。《活着》中的福贵显然是一个没有任何反抗意识的民众，基于这样的理解，我认为，余华在对活着这一主题的认识时出现了精神向度上的偏差，余华通过对福贵一生悲剧的揭露，呈现了百年来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辛酸与苦难，但却没有进行对灵魂的深掘。正如余杰所言：“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余华极力叙述的这一段社会史并没有成为一个充满血泪的生死场。因为在读者的眼中，福贵的活着显然是不幸中的万幸。

在这里，活着还是死去，已经不是一个问题，“怎么活”也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活着》告诉你，面对命运中席卷而来的暴风雨，你应该学会忍受，坦然地接受“生命的赋予和责任”，其实，所谓的忍受，就是逆来顺受，或者说是甘于受辱。由此，我想到了普度众生的佛家所宣扬的观点：“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只有今生学会忍受苦难，死后才能获得灵魂的救赎’。这和余华所倡导的生存法则可谓不谋而合。在《活着》中，余华就是想通过揭示“人活着仅仅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的观念告诉世人，平静地看待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因为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实则是必然，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忍受，忍受，再忍受。在卑微地苟活和理性的觉醒的天平上，余华让人们选择的明显是前者。虽然余华在自序中口口声声地宣称这部小说讲述了“眼泪的丰富和宽广”，而在我看来，这样的眼泪既不

丰富也不宽广，因为书中所包含的泪水仅仅是情感宣泄后的沉淀物，这样的泪水充其量是无可奈何的呻吟，充其量是与现实和解后的产物。因此，《活着》中的泪水并不是愤激的泪水，也不是控诉的泪水，在这部小说中，连生命的挣扎都是一件较为奢侈的事。余华不无悲观地认为：“在这个无望的世界里，除了忍受，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泪水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宿命感，人们在叹息声中只会彷徨于无地，却不去寻求怎样来拯救自己。

余华把福贵老人一生的悲剧写成命运使然，并假借老人之口传递了人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观念。其实说穿了，这种生存方式就是要普通民众当顺民，做沉默的大多数，不管风吹浪打，“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对世界乐观的态度，而这样的沉默，意味着无论在任何艰难的条件下，你都必须坚持活下来，哪怕是苟活，你也应该义无反顾，这其实不正是民族劣根性中的奴性在使然吗？在《活着》一书中，余华显然缺少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理性精神，余华显然在教育人们应该安于生存，坐稳奴隶，而这样的民众根本没有斗争意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动也仅仅是被灌输了简单的阶级斗争的思想而已，根本没有任何精神指南作为强大的后援。鲁迅早就意识了这种弊病，他指出；中国的民众习惯于两种时代，一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二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中国民众从古至今，绝大多数都愿意选择在沉默中死亡，“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俗语成功地传达了普通民众的心声，在屈辱地活着与英勇地赴死这两个选项中，绝大多数人愿意选择前者。

余华说：“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看待世界。”从这一段话，我明显地感到，作为知识分子的余华毫无鲜明的立场，这种超然于物外的心境，淡定从容的写作方式，难免让人感觉作者理性思辨能力的缺陷，以及作者本人缺乏最基本的美丑判断。这样的认识让作为先锋作家的余华陷入了尴尬的处境。既然存在并不意味着合理，人不仅仅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活着中所倡导行尸走肉的式活法最多被称作为“活死人”。在我看来，“向死而生”或者“以死为生”也是一种活着，死亡也是一种反抗，一种活着。

活着的缺陷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在当今中国，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仍然是一件迫在眉睫之事。民智未开，信仰缺失仍然是现实中国面临的困境，因为当数千万的民众都以一种相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尺度来作为风向标和指路灯的时候，这实质上是表现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态，当这群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认同这种生存方式的时候，这个社会的背后其实酝酿着巨大的危机，余华在《活着》一书中传递了这种危险的信号。“群众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吗？”说实话，在任何一个时代，只有少数人在质疑他们的生存制度与生存境况，因为在集体无意识的潜规则的作祟下，容忍早以变成了中国民众的家常便饭。殷海光早就说过，自古以来，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和福贵境遇相同或相似的民众，在当今中国何止千万。他们是不是在每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都应该处之泰然、安之若素呢？除了揩去眼角的泪水，重新收拾好行装，又一次开创他们的“新生活”。然后，在另一场浩劫中家破人亡，曾经美丽的家园又一次变为断壁残垣，又一次被蛛网封锁，而他们则一次 又一次被这片土地流放，周而复始。面对这种椎心泣血的活着，我们不禁要问：活着就真的意味这希望吗？

拷问历史，纪录良知 ~~~读余杰《暧昧的邻居》

日本，中国一衣帯水的邻居，一个樱花烂漫的国度。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早在一千多年前，日本就和中国建立了邦交。这是一个曾经热衷于学习中国文化的民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对中国，大和民族始终以学生自居，以谦卑的姿态学习中国的文明。长期以来，日本在政治，文化教育，服饰，生活习性以及建筑等各方面。都是中国的效仿者。因此，即便在今天的日本也保留了古老中国的痕迹。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学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好邻居，在近代明治维新的崛起后，不仅努力的在中国的伤口上撒盐，并且曾几度张口血盆大口对准中国，蚕食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从甲午中日战争到二十一条签订，从九一八事变到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大和民族丧心病狂的对他亦师亦友的好邻居进行了强取豪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烧杀抢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日本给予中国的是一道永远无法愈和的伤口。在此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使日本人发着狂热的“爱国情”在异国的土地上暴力横行，是什么原因使日本民族在对待其他民族时天良丧尽，人性泯灭。余杰曾在一篇文章中愤怒的写到：在进化的链条上，大和民族族进化的只有智力，他们的心灵比非洲的食人族还要野蛮和暴力。 在暧昧的邻居 一书中，余杰是以一个访问者的身份去拜访日本，并以调查报告的形式记录了自己 的所见所闻。在他的行囊里，载满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勇气。当今的日本，在经济发展的领域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甚至在文化方面，日本也出现了许多超越种族，超越地域的世界性作家，如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在书的引言部分，余杰认为;了解日本乃是关怀中国的重要环节。的确，一个民族的生存模式实际上是缘于他们本土的文化观念。在日本文化中，处处透露出一种阴森恐怖之气，一个能将暴力和凶杀看成 一种美学的民族在世界上的确少见， 日本可谓是屈指可数 。在日本文化中，武士道，艺妓、相扑运动以及各种文化观念，这些文化因素一直渗透在日本文明的进程中，即便在今天的日本，这些有害的文化基因，都还深藏在日本文化中，并且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发育良好。这些文化因素并没有被日本人视为异端，更不要妄谈去消除它。日本人在对待别的民族的时候，是最缺乏正常的生命感受。因此，更谈不上对个人生命的尊重，余杰在九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在日本国内，看到了日本极为人性化的一面——“育婴室”的设计，日本社会处处体现出对人无微不至的照顾，特别是对母亲等残疾人的细心呵护，日本民族其实表现出了狭隘的到岛国意识和岛国心态。大江健三郎曾用“暧昧”一词来评说日本，存活在这种暧昧、孤立之中。日本人处处透露出狭隘的民族意识，他们对自己的国民精心呵护，却对别的民族所受的创伤视而不见。在今天，不敢正视历史，不愿正视历史，美化侵略，美化战争，其实就是岛国心态在作祟。他们似乎认为，越是属于民族的，越是属于世界的。而实际上在人类的文明发展至今，越是世界的才越是民族的，由于日本传统文化的毒素的滋养，大和民族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悖论，一方面，他们向外宣称大日本，所谓“大”，其实应该是海纳百川，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作风处处透露出小家子气，就像一个说谎的人努力搜索语言为自己辩解，在小的方面一丝不苟，而在大的方面却遮遮掩掩，这就是日本人现在所面临的处境。日本人铭记历史，铭记的是作为受害人的历史，在日本国内，他们建立起了一系列历史纪念馆，如广岛原爆纪念馆和长崎原爆纪念馆，而长期的秋祭则表现出了日本缅怀历史的真诚态度，而他们把日本的民族罪人的名字镌刻在的纪念馆里，实在是对日本的莫大讽刺。作为战争的发动者和制造者，居然被抬上了神龛，日本人的见识又是何等的低劣，正如大江健三郎所指出的，把国家和国民撕裂开来的强大而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由

此可见，日本民族的国民性是极端的。

在《暧昧的国度》一书中，作者七日回顾“二十六圣人殉教碑”中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议论：“从那时候起，就注定了日本的现代化只有物质，没有精神，日本接受西方的器物和技术，而不接受器物和技术背后的信仰，他们在经济上可以实现腾飞，却无法在精神上实现更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圭臬。日本人从根本上拒绝吸纳文明中的理性，希伯来文明中的信仰以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平等、民主、、博爱的观念，而以野蛮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支撑起国家架构，故其历史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路。”可以这样说，在日本文化中，野蛮与文明齐飞，暴力共野性一色，日本民族的沉疴痼疾根深蒂固，在《暧昧的国度》一书中，余杰在半个月的访问中，不仅讲述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这里面有的血泪，有惨绝人寰的遗址，有声势浩大的彰显日本民众爱国情的和护国神社，也有二战受原子弹爆炸之后的纪念馆，有日本有良知作家东史郎的困惑，以及致力于中日文化的学者所做出的贡献，在这半个月的时间内，余杰忠实地记录下了自己的沉思、惊讶、愤怒、感动与误会，以及在变化中的各种判断。

忘记历史，等于背叛未来。在和平和发展被日益提上日程的今天，作为东方的两个国度，中国和日本其实已经是血脉相连，中国需要日本，日本也离不开中国，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中日之间应该踏上和谐之旅。而实质上，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出现了两种极端的现象，在日本是以美化侵略与战争的方式来铭刻历史，在日本青年中知到的少之又少。而在中国则是淡忘历史，虽然中国的导演们制作了数以万计的战争片与记录片来记录这段历史残暴与血腥，以彰显日本人的丑恶来博取观众的泪水和电影的收视率，但绝大多数影片反应的主题只有一个：中国人民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日本，取得了民族的，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但当人们习惯于在这些影片面前流干他们的泪水，回到现实，人们的面目却变得陌生起来，究竟有多少人为那些战争中的死难者的家属送去祝福，有多少人为战争中幸存的老妈妈送去捐助呢？关于中日之间的战争早已变为一场狂欢节。我们的这个民族是不是 也太容易忘却了呢？但我们的忘却真的是为了纪念吗？除了在网上发一下狂热的民情，痛骂和指责一番后，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别的什么呢？

但，历史真的能够翻过这一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