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教材分析

第2课 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

备课提示：列国纷争导致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发展导致列国纷争？兼并战争催生变法运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富兵强”，没有说民富。孔子与老子的治国主张矛盾吗？性善论与“仁政”、性恶论与法治是什么逻辑关系？为什么增添阴阳家？“历史纵横”引用唐朝人的话能够证明“华夏认同”吗？变法推动了社会转型，如何解释？ 

经济发展与列国纷争

春秋至战国早期，铁器的使用范围有限，到战国中晚期，铁器广泛使用。已发现的铁农具有锸、铲、镰、锄、斧、锛等，铁质武器更多。铁器的逐步推广使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动力。

铁农具的使用扩大了垦殖面积，使农业生产有了更多的剩余，促进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农业产品、手工业产品丰富了市场，贸易与市场活跃的标志是金属货币的使用，教科书的插图介绍了8种货币。不少商人往来于各国之间，史载了他们的名字，如春秋前期郑国的弦高、春秋末年的范蠡、孔子的学生子贡。战国时期的大商人就更多了。工商业集中产生城市，中心城市都是诸侯国的国都。

铁工具的使用发展了生产力，导致生产关系变化与宗法关系解体。使用石、木、骨材质的工具，农业生产依靠集体力量；使用铁工具，传统的农业集体劳动让位于个体劳动、个体经营。农民依靠铁工具和生产技能可以生存，为躲避战乱和出于其他原因，农民迁徙，脱离原来的氏族组织。个体小农不再是宗法血缘组织内的庶民，个体工商业者更不受宗族组织的约束。宗族内部原有的秩序被打乱，奴隶可以因战功而获得自由，甚至晋升为将军，秦国大将白起原来就是奴隶。下层庶民与奴隶的身份发生变化的同时，上层贵族也在变化。西周末年，周宣王干涉鲁国内政，非要废长立少。周幽王废原配夫人申后，废除嫡长子宜臼的太子资格，立褒姒为后，立褒姒所生的伯服为太子。周宣王、周幽王带头破坏宗法制，诸侯反叛有了正当理由。周天子不遵守宗法制，诸侯也破坏宗法制。春秋初年，鲁国鲁惠公为长子娶妻，他见儿媳美貌，废原配将儿媳立为自己的夫人，生下儿子后立为太子，废了嫡长子的资格，破坏嫡长子继承制。他死后，鲁国国君不断被杀。其他诸侯国破坏宗法制的现象也很严重。春秋时期，维持各级贵族之间尊卑上下关系的宗法制失去作用，贵族内部不再层

层分配权力和财产，许多出身贵族的人沦为庶人和没有财产的士。他们投奔有势力的大夫，甚至到别的诸侯国谋求发展。还有一部分人摆脱了贵族“士”的身份转化为“士人”，也有庶人上升为士人。春秋末年，士人的大量出现意味着社会中产生了一个知识阶层。这个阶层没有固定职业，没有贵族的权利和地位，也不从事耕作。他们有思想、有主见、有抱负，是百家争鸣的基础。

生产力的发展使一些诸侯国的面积不断扩大。周初分封的诸侯国都是不相连的垦殖区，人烟稀少，国与国之间有大片的山林、荒地和沼泽，不相邻基本没有利害冲突。齐国封地在如今的山东淄博，那时周围还有一些小国，与鲁国并不接壤。周王畿的面积大约有一千里见方（约合250平方公里），是经济最发达的关中地区，人口多一些，因此周王有足够的实力控制外服诸侯。经过200多年的经济发展，各国人口繁殖、领土不断扩展，国与国之间逐渐接壤，矛盾增多。齐国灭掉周围小国，包括同姓并与周王室有姻亲关系的纪国，占据了山东半岛，一度称霸中原。大国吞并小国，大国都想称霸天下，大国与大国之间为争夺霸权发生战争。东迁后的周王室已经没有实力控制全国，势力衰微，形同虚设。以宗法分封制建立的政治秩序完全被破坏，整个国家处于割据状态。兼并战争不断地消除各种氏族血缘组织，到春秋战国之际，部族组织已经被打乱，各国变法随之建立起成熟国家的各种制度。

变法运动

各国变法的直接动力都是为富国强兵，但是，客观上都推动了社会转型。按地域划分国民，秦国、晋国和楚国实行最早。

井田制早在西周晚期已经开始瓦解。周初分封没有秦国，周平王东迁那年，秦襄公因救驾、护送有功，被封为诸侯。给他封地时，周平王说：“戎人无道，强占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秦国最初只是空有其名，地盘还要自己去夺回来。秦襄公用了6年时间赶走了犬戎人，因此秦国建立时就不存在整整齐齐的井田。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开始设县，至商鞅变法，秦国境内设置了41个县，每县设一县令，征收赋税。晋国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实行县制，楚国在公元前700年开始置县，燕国在战国中期开始设郡县。自战国中期以后，各国都重新按地域划分居民，实行郡县制。郡为军事区，长官为郡守；郡下设县，长官为县令；这样初步形成郡县两级管理居民，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未设郡县。

国家机构的改革早于变法运动，机构的官职，各国大同小异，主要长官称相或丞相，楚国叫令尹。相下有卿、御史、廷尉、司空等。军事长官有国尉、司马、将军等，楚国叫上柱国、柱国，亦有将军、司马之称。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大国率先打破

任人唯亲，实行选贤任能的新原则。齐国的管仲、秦国的百里奚、楚国的孙叔敖，都是出身低下而位居相或上卿。在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中，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尤其是秦国商鞅、楚国吴起的变法，彻底否定了世卿世禄制度，建立起与集权相配套的官僚制度。官僚制度主要有几个特征：一是选拔任免官吏的权力掌握在国君手里，国君授予官吏权力，罢免时收回权力；二是官吏实行俸禄制度，君主与臣僚实质上是雇佣关系，国君是雇主，受雇的官吏有官职既有权力又有稳定的收入，无官职无俸禄；三是对官吏有一套考核制度，作为升迁、任免的依据；四是文武分职、将相分立、各司其职。这是处理国家事务的需要，也是分散权力便于国君掌控。

战国时期，随着血缘组织的瓦解和地域组织的建立，兵制由早期的氏族兵发展成为常备兵制。春秋前期士兵以“族”为单位编制；春秋后期渐变为按地方行政组织编制，但仍属兵民合一性质。及至战国，各国为戍卫边关要塞，常备兵成为必须。商鞅变法采取普遍兵役制，成年男子都要为国家服兵役，每年在本地区服役一个月，一生当中要戍守边疆一年，受京师调遣一年。以当兵为职业的募兵制也开始出现，各国都由国家供养。

法律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进步莫过于成文法的公布。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子产当政，将刑法条文铸造在鼎上，公之于众。这是古代中国公布的第一部成文法。战国时期，各国不断制定新的法律。李悝在魏国变法制定了《法经》六篇，商鞅据此制定秦律。赵国也有《国律》，齐国的法令也很健全。法律建设在这个时期相当显著。教科书说：“各国通过变法，推动了社会转型，逐步建立起君主的政治制度。”世界古代国家都经历过君主制，唯有我国的君主制辅之以到基层的官僚制度，因此形成高度集权。在古代很长一段时期，这是政治文明的进步。商鞅变法最为彻底表现在否定贵族等级分权的，普遍推行县制，建立君主、集权和官僚制度。

商鞅变法的成效是“国富兵强”，没有说“民富”。评价商鞅变法有不同视角，文科班教学可资利用。

重农抑商不利于经济发展，无需解释。什伍连坐在于治民，是商鞅的首创。连坐要求各家相互监督，不告奸者处以腰斩，而告奸者可获得与士兵斩首相同的赏赐。奖励军功一方面打破贵族，一方面使平民有了战功就可以得到爵位、土地、住宅、奴仆和佃户。这样又保留了按爵位等级占有数额不同的田宅和奴隶的旧制度，承认占有奴隶的合法性。而以斩获首级计算军功，那么打仗时既要奋勇杀敌，杀敌后还要把人头割下来带上，以便战后按人头数领赏；人头只能拴在腰间。想想看，杀红眼的士兵，腰间系着斩获的首级，这就是“虎狼之师”。史载“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

所歌谣者战也。”听说要打仗了人们就亢奋、庆贺，机会来啦；老百姓平时最爱唱的也是战斗歌曲，因此秦国当时被称为“虎狼之国”。《荀子》记载，秦国士兵斩获“五甲首而隶五家”。“五甲首”大概指军官级别的首级，有这样的战功便可奴役五家，按照成年男子必须自立门户的规定，五家至少是10口人。一个人的地位上升了，10个人地位下降了。以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推断，奖励规定以杀敌首级计算，一定兑现。那么可以想象，秦军每次作战必然积累了大量人头，而这些头颅很难说没有无辜百姓。史载“秦用商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女皆死，计功赏至万数。”变法无疑增强了秦国的实力，但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充满了好战、扩张、嗜血的气氛。秦地本来就缺乏礼乐文化，经商鞅的整治，民风更加彪悍也更加疯狂。变法虽然发展了生产，但人民未必能够享受到改革的红利。商鞅主张“弱民”，“有道之国，在于弱民”，而不是富民。商鞅笃信以刑治国，认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他为秦国制定的刑法非常严酷，而且实行轻罪重刑，目的就是要把百姓管制的服服帖帖。

商鞅用了18年时间，使“战国七雄”原本最不雄的秦国强大起来，最终打败六国，秦统一天下。但是，历史也证明这样的治国方法不能长治久安，秦朝的短命使汉初几代皇帝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变法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也改变了人性，使人失去理智而走向残暴。商鞅罚不讳豪门，赏不私亲近，得罪了权贵。秦孝公死后，政敌仅凭一纸诬告，商鞅便被五马分尸，时年约52岁。在商鞅死前60多年，古希腊雅典一位70多岁的老人自愿接受死刑，饮鸩身亡。这位老人叫苏格拉底，是有名望的学者。审判他的法庭由500位公民组成，法庭听取了原告和苏格拉底的辩论，最终以多数票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罪名是不敬神灵、毒害青少年。老人有多种方式可以不死，但是他选择了服从判决。他认为法庭经过起诉、辩论和投票表决的法律程序，公民应当服从。他以身殉道，让后人明白了民主不在于形式、更不在于多数。商鞅之死与苏格拉底之死发生在同一时代，前者死于，连辩护的机会都没有；后者死于民主，多数人的愚昧压制了少数人的理性。东西方文明在公元前就显示出不同的特质。商鞅变法为秦统一奠定了基础，也是秦朝短命的根源。它的成功和教训为历代统治者提供了经验，因此后世王朝都以“外儒内法”治国。儒家思想与法家理论都有利于统治，只不过《商君书》过于露骨，只能作为皇家教材，不能让人人都明白。

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是后人的形容，当时没有对思想的约束，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士人群体属于的社会中层，知识阶层历来都是思想的先驱。教科书说，百家

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成为后世中华思想文化的源头活水”。这个时期学术昌盛长达百年之久，以后中国历史再无此现象。百家中主要学派的思想及其精神方向虽然不同，但都没有因大一统帝国的出现而消失。百家争鸣为国家治理设计了一整套制度和治国方案，融造了中华文明两千余年的意识形态，以后中国智慧发展的基础和源泉都在这里。

儒家思想对后世影响最大，因为它不仅包容了三代以来的传统文化，还派生出法家、融汇了阴阳家的理论。孔子的“仁”源于传统的家庭观念，“孝为仁之本”最能说明他的思想特征。他认为血亲之爱与生俱来，家庭的亲情是血缘关系决定的，是人的本性。子女对父母的爱是“孝”，兄妹之间的感情是“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为仁之本”是仁的思想本质。“孝”强调下对上的义务和服从。教的仁爱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国王与民众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平等关系。佛教的爱是佛爱护众生，要求信者以慈悲为怀。雷锋的爱则有阶级立场，不是对所有人。孔子将家庭的血缘感情向外推展，产生普遍意义上的“仁者爱人”。“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年轻人在家应该孝顺父母，在外要尊敬长者，做事要谨慎讲信用，有博爱之心，多接触有仁德的人。“泛爱众”指对外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也矣。”有仁德的人自己能够处世立身，也会帮助别人立身；自己通达事理，也帮助别人通晓事理。尽心对待他人是实现“仁”的途径。孔子有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也不要强迫别人去做，推己及人即不要坑人害人。孔子还提出仁德的五种表现：“恭、宽、信、敏、惠”；恭即自重，宽即宽厚，信即信用，敏即聪敏、勤奋，惠即关心他人。他解释说，有仁德的人懂得自尊、自重，宽厚待人，以诚取信，勤敏做事，关心他人，这样的人就会得到人们的拥戴。孔子学说注重从我做起的道德修养，这是儒学的传统。孟子把“孝为仁之本”提升到政治高度：“以孝治天下”。于是，在家尽孝、在外尽忠的忠孝观念逐渐成为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孔子“仁”的思想境界有理想化的成分，也有缺乏理性的要求。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屈辱求生固然可悲，贪生怕死固然可叹，但要求杀身成仁就过分了。战争中，在失去抵抗的条件和能力的情况下，投降应该是被允许的。对待投降后的士兵要给予人道主义待遇，这是近代国际公约的规定。杀身成仁则藐视生命，这种思想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孔子还过于重视尽孝的形式，影响极坏。他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三年指服丧期，三年期间不仅要遵守亡父的要求，还不能工作，不能娱乐，穿戴不能时髦，吃喝不能讲究。他的学生宰我

问：守孝三年，时间太长了吧？三年不演奏，音乐技巧都废了，粮食生产周期一年，生活用具一年一换，守孝一年就可以啦。孔子却说，你要心安你就去做吧。宰我走后，孔子说，这人真是不仁德。孔子将守丧礼仪作为衡量道德的标准，这是中国社会丧事隆重习俗的根源。

孔子认为礼仪具有道德意义，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秩序。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始终关注政治和社会秩序，这是儒学的基本特征。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孔孟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认为礼仪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增强道德感和自尊心，可以使人自觉自悟；而用刑法治国，人民只图幸免不知耻辱。实现礼乐秩序的途径，孔孟寄希望于君主开明，同时注重教化民众。孔子及后世儒家学者都以教化民众为己任，同时又积极参政议政，这是儒家学派的一个特点。

孔子整理了《易》《诗》《礼》《书》《乐》，这些书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使儒学开始就占据了制高点。

孔子提倡以德治国，老子反对以德治国。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意思是说，没有大道，才有仁义。大道即最佳路径、最大的道理。在老子看来，你树立的“德”是人为标准，治理国家应当“道法自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指君主，君主应尽量减少对百姓的干涉，让百姓加强自主意识，无为而无不治。无为使民无知无欲，“道法自然”就是效法万物之自然的意思。但是，老子又强调“无为而无不为”，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适当地有所作为。他比喻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鲜即小鱼，烹制小鱼火候要适当，用铲要小心。治理国家也是如此。只有重视生命、爱惜生命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老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生命的重视。老子既反对以仁义治国，也反对以法治国。以道为本是老子的主张，道家由此得名。司马迁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指的就是儒、道两个学派。道家在百家争鸣时期不是显学，但其思想深度和实际影响仅次于儒家。《老子》也叫《道德经》，是道家理论成熟的标志，后来成为道教的经典。道家认为养生与治国的道理是一致的。道教取道家养生学说，尊崇老子，但是道教引导人成仙，与道家关注的方向有很大区别。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老子姓李，名耳，字冉。学者陈鼓应著有《老庄新论》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他说：春秋240年间，无“李”姓，有“老”姓；老子原姓老，老冉应该是他的名字。道家学派说自己的源头是黄帝，西汉初推崇黄老之学，黄指黄帝，老即老子。法家不相信道德自觉，主张以法治国；但是法家是儒家派生出来的。

孟子认为人性善，“仁”的根源在于人性先天都是善良的，婴儿时期都一样，长大变成好人或坏人，是后天造成的。“人之初，性本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人性善，所

以每个人都有“仁心”，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人皆可以为尧舜”。为什么古代只有尧、舜、禹几个圣贤呢？因为他们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在于不断发挥本性善良的一面。这样的人掌权一定会实行仁政，通过“教养”使百姓也坚守仁心。教，就是教育引导；养，就是重视民生。为什么要重视民众生活？他说：“衣食足，知荣辱”，吃喝不愁，人才讲究尊严，才会有仁爱之心。那么，如何使民众衣食无忧呢？要减轻赋税，爱惜民力，以“民为贵”。“社稷次之”是说疆土重要，但不如民众重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君为轻”，君主可以更换，惟有老百姓是不变的，因此他提出以仁心教化君主，是儒者的责任。由于孟子轻视君主，所以他主张君主不仁，不必尽忠，还要换掉他。一千多年后，明朝皇帝朱元璋看到孟子这些言论很生气，说：这个老头儿要活到今天，我非宰了他不可。

荀子也是孔子的再传弟子。他不同意孟子“人性善”的观点，认为人都想吃好的、穿好的，都有私心，这是与生俱来的本性；“人性恶”，必须加以管制才能向好的方面发展。韩非是荀子的学生，他从人性恶的观点提出，君主必须以法为工具管理国家，严刑酷法使人畏惧，才能实现安定。他还认为强化君主的统治权要宣传造“势”，君主要学会以权“术”驾驭百官。商鞅与荀子是同门师兄，韩非与李斯都出自荀子门下。

教材为什么增加阴阳家？因为《易》集中阐述的阴阳观念很早就有，是中华文明独特的思想内涵。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将原本各自的阴阳与五行结合起来。阴阳原指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山南为阳，山北为阴；引申开来，物体的正面、前面称阳，背面、后面称阴。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于是古人就用阴阳概括相互对立、相互消长的两个方面。阴阳交替变化，有序而调和就是吉祥；反之就有难。这种观念在《书》《诗》中也有记述。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种概念，也是很早出现的观念。五行相克相生，相生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指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邹衍用五行说解释历史规律，认为历史按照五德终始的次序演变，周朝是火德，接替的一定是得到水德的人。水德尚黑、数字尚六，秦始皇深信不疑，他的袍服都是黑色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古代中国独特的抽象思维方式，深入人心，影响深远。中医学的理论是阴阳五行，董仲舒独尊儒术和宋代理学也是以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

墨子以“兼爱”反对孔子的仁爱。儒家的仁爱“亲亲为大”，亲疏有别。家人之间要比外人更亲密，爱兄弟比爱邻居要多一些，这叫“爱有差等”。墨子则主张“爱无差等”，对人对己一视同仁，不分亲疏，即是“兼爱”。他的理由是，强调亲疏远近是造成社会混乱和争斗的根源，真正的仁应该是兼爱。孟子反对说：“墨子兼爱，是无

父也。”墨子思想体现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就是“非攻”。非攻不是反对一切战争，正义之战得到墨子的支持。兼爱在国家治理上提出“尚贤”，为政之本在于让贤能的人主政，天子应该选最贤能的人，天子再选拔次贤能的人。显然，这样想法过于天真。

百家通过争鸣，相互批判、相互吸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每一家内部也有差别，儒家的孟、荀是两派，发展方向不同，后世统治者采取“外儒内法”的方式，经久不衰，屡试不爽。春秋战国时代，阴阳观念已经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儒法两家都以阴阳说解释自己的合理性，后来理学又运用阴阳五行说解释自然规律和国家政治。中华文明的思想发展在百家争鸣时代已经基本定型。

华夏认同

氏族制度发展到最后阶段，即：在打破氏族组织的过程中形成民族。民族由氏族融合而成，融合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华夏先进，这个过程表现为华夏族的不断扩大，到秦汉时期，汉族形成了。

第1课插图“何尊及铭文中的‘中国’”，意在使学生理解“宅兹中国”，最初就是指商周所在地，黄河流域的渭南、豫西北一带；“中国”指天下中心的方位。商周时期的“中国人”仅指“华夏”“诸夏”，诸夏最初仅指占据中原的夏、商、姬、姜（姬、姜为周），四族之外都被看作蛮夷。夏、商、周既是接替的朝代，也是三个不同的部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族”指部族。《左传》所记这句话后面说：“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楚国居长江流域，文化虽高但仍被视为蛮夷，说明那时还没有将生活在今江浙、两湖、安徽等地的人看做同一族。秦国的张仪游说燕王时，燕王说“寡人蛮夷僻处”，居住在今北京地区的人自己都说自己是蛮夷，顾颉刚因此而感慨：“那时的中原是何等的狭小，诸夏是何等的稀少呵！”教科书说：“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出现了重要变化。”这个重要变化即是“华夏认同观念”。“进入战国之后，戎狄蛮夷逐渐融入华夏族。华夏族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更加稳定，分布更为广泛。”“历史纵横”栏又强调：“华夏作为文化、政治实体，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周边民族所认同。各族同源共祖的观念得到发展。”那么，何以证明“华夏认同”“同源共祖”？炎黄传说的出现即是明证。顾颉刚先生早在古史辨中已经论证了这个问题。

战国初年，诸夏和蛮夷的界限还分得很严，到战国中后期，这种区分越来越模糊，因为大家有了共认的始祖。为什么这时出现了共同始祖？因为兼并战争把无数部族合并到一起，制造祖先同源的神话有利于接受统一的现实，而实际表现就是华夏认同。华

夏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中原部族与周边部族不断融合，华夏族逐渐形成统一的整体。统一既需要民族认同，又要打破地域观念。禹被神化的过程中成为共同始祖。据顾颉刚先生考证，禹治水的传说最早见于《诗经•商颂》，《诗经》是春秋时代的作品，提到禹只有简单几句，没有说禹还干了其他什么事；治水的“水”，有学者认为是在黄河下游以今河南濮阳为中心的古河济地区。战国时，《尚书•禹贡》说禹的贡献不仅治水，还划分了“九州”和“五服”。“九州”指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地理区域（还有别的说法），大约包括了今河北、山东、江苏、湖北、湖南、河南、四川、山西、陕西和甘肃部分地区。这时禹的活动和关怀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商周千里之地。按照“五服”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的划分，想象中的“回”字形大地是五千里的方圆，核心的三服之地是华夏族的空间，北狄、西戎、东夷、南蛮在华夏四周。这就借助禹的传说扩大了诸夏的地域观念，顺应了统一的趋势，禹也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始祖。而后传说经久不衰，禹的活动范围也不断被扩大，现在浙江绍兴的禹陵就是明证。尧和舜的传说出现在春秋末年，也就是说，先有禹，后有尧、舜。《论语》中两次连称尧、舜，一次连称舜、禹，又接连赞美尧、舜、禹。但是，尧、舜、禹之间是什么关系，孔子没说，只推崇他们是道德高尚的古王。战国时，尧、舜、禹的传说愈加丰富。尧、舜传说的出现在禹之后，黄帝则出现在尧、舜之后。最早的记载是秦灵公祭黄帝，时间在公元前424年左右。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神农氏成为炎帝则是在黄帝的地位确立之后。五帝是这个时候才有的传说，三皇的时代更早，有关传说出现的时间却更晚。《史记》说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人为五帝。楚人的始祖祝融又叫颛顼，被列为五帝之一。商与周的始祖契与弃都是帝喾的儿子，是亲兄弟，尧也是他们的兄弟。颛顼和帝喾是黄帝的孙子、曾孙，舜和禹成为颛顼的后代。黄帝是尧的高祖，舜是黄帝的第九代孙，禹是黄帝的第五代孙。按照司马迁的记载，舜反而比禹低三辈儿。司马迁所记炎黄谱系说明战国以来人们的想象力愈加丰富，同源共祖的观念越来越坚实，辈分并不重要。南方的越人本来与诸夏没有丝毫关系，在他的笔下也成为禹的子孙。秦国、赵国、齐国的始祖也都与颛顼拉上了血缘关系。黄帝不仅成为夏、商、周三代的远祖，也是中原以外被同化的外族的祖先；他不仅是多民族的共同始祖和人神，还是中国文化的源头。

春秋时期，由于中原各国的社会发展比相邻的戎狄蛮夷先进，在频繁交往中，这些周边部族产生了华夏认同。进入战国之后，周边的戎狄蛮夷不断融进华夏族，华夏族不断扩大，更加稳定。炎黄传说的形成和对炎黄的崇拜，反映了华夏认同，华夏认同也就是文化认同。

从华夏族到汉族，秦汉统一国家的主体是汉族。严格地说，那时无所谓“多民族”，周边都属于落后的部族，他们还没有脱离氏族社会，还不具备民族的种种特征。汉族的形成是统一国家的基础。与战国同时，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征战8年，建立了地跨欧亚的帝国，但是这个帝国没有一个主体民族，也没有共同的文化，因此很快倒塌。

本课教学建议

依照唯物史观，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因此本课可以先讲经济发展，然后是列国纷争、变法运动、百家争鸣。教科书将孔子和老子与百家争鸣分开叙述，可能出于时序性原则，课堂教学可以合并在一起。华夏认同放在最后为下节课做铺垫，也合乎历史逻辑。教师教学用书认为重点是社会变化、变法运动和百家争鸣。从统一国家的建构考虑，无论是社会变化还是变法运动，都要强调早期国家的社会组织被破坏，局部实现了按地域划分国民。

采用炎黄传说及其形成的过程，是对华夏认同最有力的说明，否则空洞的解释没有实证。顾颉刚的考证都有文献支持，迄今未见有力的反驳。介绍孔子不应纠缠于“仁”的解释，应该侧重他的治国主张，老子也是这样。孔子思想的逻辑，老子思想的逻辑，孟子、荀子和韩非子的思想逻辑，这些都需要教师讲解。老子治国思想与孔子的对立之处，法家思想为何走向极端，教材也没有明说。百家争鸣中墨家学派可以简略，孔子的教育成就一带而过甚至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