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大学城与广州大学城的发展定位1

来源：华拓科技网

2003年第3期　　　　　　　　　　　　　　高教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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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大学城与广州大学城的发展定位

冯增俊

摘　要　发展大学城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广州大学城以新的格局和高强度的投入迅速崛起,如何发挥其　　

功能实现预期发展目标是倍受关注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大学城的比较分析,就广州大学城的发展定位进行了探讨。关键词　高等教育　大学城　广东教育改革　　广东省及广州市决定投入巨资兴建占地面积达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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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总人口将达40余万人的目前国内最大的大学城。2003年1月21日张德江考察大学城之后,明确提出要建设全国一流大学城,推动了广州大学城发展步伐,10所大学将于明年9月进“城”开学。广东动用如此财力物力建设如此巨大规模的大学城,为国内少见,因此,对广州大学城承担的时代发展重任和应当实现的目标及功能定位做必要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一、国内外大学城发展概述

(一)国外大学城形成分析

“大学城”的现象在国外也存在,一般指大学办得很大,或这些地方的大学很多,已成为人们关注的“collegetown”。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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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国外的大学城很多,仅美国就有58个。

国外大学城的产生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以大学为主的大学城。由于一些大学办学非常成功,办学机会很好,办学方针正确,使大学日见兴隆,大学越办越大,设立了大量的院系和分机构,以及各种各样的研究体,并积聚大量的相关机构和企业,形成围绕着大学而出现的庞大的地区人口。如早期英国的牛津及剑桥大学城。创办于1168年的牛津大学经数百年发展,已成为一个拥有36个学院、学生15500人、教师1366人、教职员工总数近6000人、人口近15万的牛津城(Ox2fordTown)[3]。当代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则由于办学成功,20世纪60年代后首创“硅谷”,这一“研学产”新发展体系,大量企业涌向斯坦福大学周围,形成规模庞大的人口和城镇化区域的新型大学城。

第二种情况是某地区集中了诸多的大学。某地或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为政治经济中心、或由于历史原因办学较早、或某所大学办学较好的影响,使越来越多的大学不断地积聚起来,形成庞大的大学群落,并发生重大影响。例如美国的波士顿市由于早期该地区重视教育,经济发展较早,现已形成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首的60多所大学组成的真正的“大”学城。仅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就有10余万人,而哈佛大学

现有6794名员工、1334名教师、15343名攻读学位的学生和5186名其他学生。

第三种情况是二战后各国兴建的大学城。许多国家看到大学城产生的重大作用,二战后,开始重视大学群落的发展,有意识地发展“大”大学,即今天所称的大学城。例如美国看到斯坦福大学推动的“硅谷”大学城作用,也积极兴建如依赖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的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技术工业园区、依赖杜克等三所大学建立的北卡三角研究园,日本创建的筑波大学城等都是屈指可数的新型大学城样板。而法国的法兰西岛科学城则集中了法国60%的大学和43%的科研机构,共有3万多名科研人员和8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全部从事电子、生物技术、机器人、新材料、核能等高精尖行业和产品。日本筑波大学城的专业人员占了全日本科研人员的40%,使用科研经费占全国的50%。这些大学城具有更加明确的使命,集中了更加雄厚的资金和更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对国家对当地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国内大学城发展考察

中国大学在百年发展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些类似大学城的大学体,如北京的中关村地区,广州的石牌六校等。但由于这些院校虽校处一方却办学互不关联,由此谁都不把这些看成是大学城。现在所说的大学城主要是指在近几年间正式挂牌启动在建的大学城,这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到2002年止,中国国内正建正在发展中的这样的大学城已有20多个,主要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教育开发模式。这种大学城主要按企业模式运作办学。在投资方的撮合下,各种高校按照市场机制筹集资金,收取相应学费。一方面,由于中国目前高等教育供需矛盾很大,高校发展远远未能满足需要,这种办学方式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各种高校利用其原学校声望办分校,能得到社会认同,较易取得成功。北京东方大学城就是依此方式办学,现有16所高校进驻,有4万余在校生,总投资达30亿,1-2期占地面积达7.3万亩。

收稿日期:200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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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企业、社会与高校合股模式。这种大学城是多方共同投入,以股份制方式运作,各方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具有相应的权利。这类大学城建设的步伐较快,有一定的社会信任度,但总体上,仍十分重视市场运营。这类大学城有合肥大学城、湖北黄家湖大学城以及珠海大学园区。

第三种是与学校共建模式。这种模式以行为为主,在的相对投资或引导下,学校通过市场运作,收取较高学费来抵偿办学费用。这是目前国内大学城的主要办学模式。这类大学城多以出面策划,促成学校进入办学,而这些大学出于办学声誉和经费压力,能集中较多人力物力于新分校的办学。这类大学城目前有两种:一是为普及高等教育出地给各高校创办的分校式大学城,解决原校园过小等问题,如浙江的6个高教园区均属普及型大学城,其中杭州滨江高教园区的6所高校基本上是职业技术学院;一种是致力于举办高层次教育的大学城,如南京仙林大学城集中了南京师范大学等8所名校的主要力量,深圳大学城则坚持引进国内外名校举办研究生层次以上教育。从以上分析可见,大学城既是大学发展的历史现象,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一些历史名校之所以发展成大学城,目前大学城之所以能大量兴建,关键都在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广州大学城发展定位初探

广州大学城要重视吸收国内外的有益经验,特别是要明确广州大学城与其他大学城在任务和发展定位上的不同特色,这样才能对大学城的未来发展有清晰的把握,使大学城能迅速脱颖而出,发挥促进广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

(一)实现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翻番

国际上大学的发展都是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出现的,历史上的三次大赶超就是一例。第一次是德国依靠柏林等大学和美国依靠大办州立大学实现19世纪对英法等国的赶超;第二次是日本韩国20世纪大办大学对西方国家的赶超;第三是印度依靠重点办大学的国策实现从贫困国向科技强国的超越性发展,是后发展国家通过发展大学带动和主导经济转型、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典型,表明加快大学发展对现代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印度70年代推行高等教育为重点,80年代高教规模仅次于美苏达世界第三,现有各种高校机构近万所,在校生700多万人。大学的发展,使印度成功进行四大改天换地的,成为世界有名的粮食出口国、牛奶生产大国、世界十大渔业国和高尖科技领域异军突起的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出口

4]国[。广州大学城创立于广东发展的历史重大转折关头,其首要使命应是致力于广东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步伐,尽快实现发展翻番,实施高等教育普及化。广州大学城的建设应当是一次重大的发展行动,有利于实现广东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促使经济起飞。广州大学城的规划,包括20万大学生在内的40万人的新城,进入广州大学城的10所大学都是广东本地高教发展的主力军,大学城将以6倍面积于这些高校原校区的规模,为这些重点高校规模扩展“,做大、做强”创造了条件。大学城的兴建,将有力推进广东高等教育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在10年内实现适龄青年30%以上入学率的发展目标。

(二)实现办学功能转型提升

与其他大学城相比,广州大学城既要吸收其他大学城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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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又要有自身的功能定位。第一,广州大学城不应是简单地增加一所大学,而是要融多所大学于一地共同发展,实行一体多校和一校多体,资源共享与功能合成,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应创办成多所大学构成的却按一所大作的新的“大”大学。第二,广州大学城将使不同高校在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实行功能合成,形成校际竞争合作、学科整合互动,在共同办学中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建成新型的高校模式;大学城通过创立共用设施,最大限度地节省宝贵的办学资源,将大大地提高办学效益,节省投资1/3左右。第三,广州大学城在所有大学城中是唯一一个与大学母体相融合的新大学体,因此将会产生重大的功能转变(这点在下面再议)。第四,广州大学城通过促使多所大学科研、教学及产业的联接,建立起现代高科技为基础的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体系,使各大学间以及大学与产业间建立起更广阔的多向发展空间和更有效的合作机制,奠定多元共生的新型发展模式。所以,大学城必须全面提升大学办学功能,使大学在培养人才、创新知识、服务社会和教育市场开发上获得新的跃进,使大学城成为集人才培养、科研交流以及孵化新技术、新知识、新产业的国际性高等教育中心。

(三)拉动经济新发展

广州大学城的创办应实现引导数百亿元的直接投资。按国际现代高等教育投资的模式,教育投资效益比基础设施投资效益还高,特别是由于教育的耐消费长效性,将以多层次数倍比例的强度拉动经济发展。依据发达国家实践,高等教育投入在市场机制运作之下,将产生三个层次的经济拉动:一是近期直接拉动以周边区域为主的3倍以上于原投资额的经济增长效应;二是5年后中期带动以提升主干企业和产品品质为主的本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其增长幅度将达原投资额的3-5倍;三是10年间远期以创新知识和主导新经济发展的带动,将构成新的产业体系和技术群,形成有广东特色的科技开发体,如俗称的“硅谷”“、光谷”等,发展一批上市高校企业,全面拉动广东的现代经济增长。

因此,广州大学城的建设,将极大地推进广东“光谷”的崛起。有专家分析,在3-5年内广东这一领域将会形成重要生产力,走出一批产值过10亿元甚至上百亿元的民营高新科技企业。同样,大学城的建设将为广东经济注入重大的新活力,高科技将迅速以广州为中心覆盖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而2-3年内广州90%以上的大楼将为光纤覆盖,70%以上的用户可享用宽带信息网。大学特别是大学城的建设将在这里成为引领广东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使广东在周边发展IT业、生物谷、光谷以及纳米技术的浪潮中脱颖而出,奠定广东未来发展的新起点。

(四)创新教育投资体系和推进人力资本增长

依据国内外的经验,创建广州大学城的另一意义还在于引导和促进形成新型的广东教育投资环境与投资体系。研究表明,教育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已成为高科技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中的主要特征。2000年诺贝尔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海克曼认为中国教育投资的真实回报高达40%,但目前中国物质投资和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分别为30%和2.5%,而美国却是17%和54%,韩国也达3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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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育投资过低影响现代经济增长。广东历来教育投资过低,大学城的建立,在较大地提高教育投资比例的同时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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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投资教育,营建一个以发展高科技为主的创新知识投资体系,全面提升广东人力资本水平。因此,大学城应当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引导教育投资的知识创新和推广的高等教育中心。

(五)全面提升广州城市地位目前中国有资格角逐“未来经济之都”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以2000年计,四个城市的GDP分别为2460.5亿、4551.2亿、2355亿及1880亿。在非直辖市中广州的GDP最高,但与上海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四大城市中,北京具有“首都经济”的控制中心作用,另外IT业也一枝独秀,占据中国IT业的半壁江山,特别是互联网新经济中先拔头筹。“九五”期间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销售收入平均增长率达25%,产值、销售收入、企业数量及开发人才等主要指标均占全国1/3,海关统计软件出口占全国2/3,为全国最大软件生产基地,上海、广州等望尘莫及。北京已把IT业作为未来支柱产业,列入发展的重中之重。上海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辐射能力最强的城市,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和龙头,中国56%的社会生产能力集中在从重庆到上海之间,是真正的中国龙头,优质人才为上海问鼎未来经济之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有91个国家外商到上海投资,到2000年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22万个,合同利用外资454.23亿美元,实际到位308.亿美元。广州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九五”期间平均增长13%,产值比“八五”末年1243亿接近翻番,市场经济也最活,一、二、三产业结构分别为4%、45.4%和50.6%,在高新技术产业上已形成企业群,并斥巨资发展“硅谷”和“光谷”,但是人才数量与层次均较弱,对周边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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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不强。为此,如何增强自身发展力,提高经济和技术辐射,特别是对深圳的辐射,使“广深港澳一体化”,对营造南中国这一“未来经济之都”有重要的意义。相对于北京和上海,广州最缺乏的是人才生成和提升的环境,整体劳力素质较低,大学较少,尤其缺乏著名大学引导。为此,创建广州大学城,已成为全面提升广州总体智力水平和实力的关键一举。从国际大学城发展来看,历史要求广州大学城应发展成为汇聚人才、提升人才素质、实现人才可持续发展的基地。

(六)统领知识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如上所述,广州大学城优于其他大学城的另一特征是与母体相融合,由此引导出的另一发展定位是,广州大学城通过对广东主要大学力量的优化整合,形成一个开放的高水平大学体,在吸收国内外学术成果和发展成就的基础上,辐射广东多所大学城,如深圳、珠海和东莞及大亚湾科技基地,建立互动合力机制。深圳大学城虽然是以发展研究生为主,而且引进国内名校,但主要是“借鸡生蛋”,发展的又只是少数应用性学科专业,在缺乏大学母体和原校雄厚基础学科及文化滋润的情况下,要引导和孵化重大创新极为不易;而珠海大学园区则主要是发展教育产业,藉以带动区域后勤服务性经济,要发展主体科技研发功能还需重构新体;东莞和惠州大亚湾未来大学城主要是一种注重特定专业的发展;惟有广州大学城具有与大学母体的结合,具有与生产企业建立庞大联系的多样通道和生成根系,有望能真正形成一种仅靠单一大学和部分专业所无法达到的发展力。这是一种整合性的新发展力,来自各大学又大于各单个大学相加之和。美国的研究生院制就是通过这种整合使相对薄弱的力量产生超过当时德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发展力。因此,广州大学城应当大力推进这种学术力的整合,以实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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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统辖式辐射,统合地区和各种专业的发展。一旦这种统合力的形成,甚至还会辐射到港澳台及东南亚地区。这也是建立大东南亚自由贸易区所需要的。通过这种辐射,对广东未来经济将发生直接作用,是大学城借以实现对未来产业发展起主导性统领作用之根本。

(七)建设文化大省的主力军

同国内的大学城相比,广州大学城一个紧迫的任务是承负建设文化大省的重任。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第一要义是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广东提出建设文化大省,并非仅仅兴建各种大型文化设施,更不是意味只建各种文化广场。建设文化大省的最为核心的工作是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提高高校水平。只有办出一大批高水平的大学,才能真正奠定文化发展的基础,形成滔滔之文化发展之源泉,文化大省才会真正建立起来。广州大学城以其多元特色,整合多种文化从而创新文化发展机制,将为广东发展文化大省提供最有力的支持。

(八)提升基础教育质量

广州大学城的另一时代性作用是要对广东基础教育发挥辐射作用。一是大学城的创办可使高等教育规模得到扩张,能缓解学额紧张带来的过度竞争和偏重选拔的办学倾向,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二是大学城倡导新型教育模式,可提供崭新的教育发展与改革坐标,有效地配合基础教育改革,使之走出片面追求分数的倾向,使基础教育得到更好的发展。

(九)统领高科技发展潮流

与其他国内大学城有所区别的是,广州大学城的另一重大使命应当负起统领南中国高科技发展潮流的时代任务。一直以来,广东科技研究以各自机构自行开展为主,数量不少,个别档次也较高,特别是引进了一些重要科技人才和技术,但却都未能形成影响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根本力量,与广东发展的要求有较大差距。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是缺乏一个高水平且能集多种科研手段和开展重大攻关项目的高等教育机构,因此,广州大学城应致力于建构综合性高水平科技发展平台,形成强大的科技攻关能力,例如设立更开放的科技实验室,开设高水平科研论坛,举办世界级高科技研讨会,投入资金组织重大课题研发,建立大学与科研机构合作机制,营造科研至上、学术自由的发展。依据“硅谷”发展经验与发展中国家实际,可分两步实现:一是由推行一系列,建立一批重要机构,参与大学教学与科研事务,并形成强有力的支持带动态势,并引进一批重大项目、举办重大研讨会等;二是扶持一批企业与学者利用和依托大学城开展高水平科技活动,推动大学城进入市场,由此营造大学城统领发展潮流态势;三是全面推进一切有创新的思想和成果。

(十)新思想新文化新流派发祥地

与各地的大学城不同,广州大学城还有独有的广东特性。广东曾经是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源头之一。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三次:一次是古代惠能六佛祖的佛教文化对中原文化有重大影响,有文化北伐之意义;二次是鸦片战争后开一代风气之先,出现了一些维新人物,尤为是产生了共和国之父孙中山等开天辟地、推翻封建制度的一代伟人,并形成新时代文化北伐风潮;三次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由广东推演开来的各种新文化又一次传向大江南北。但是,这些岭南文化中的新思想新文化在本质上仍属于传播性文化,大多数并未超过先进国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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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受到其他国际文化的正面作用。走向新世纪,中国正处于从移植性发展转向创新型发展的过渡阶段,广东处于这个转变的前沿,迫切需要创新的支持,尤其需要倡导新文化新思想,形成新流派。没有这个过程,广东要转向创新性发展是不会成功的。广州大学城的创办,一要成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产生提供良好的沃土,在办学观念和上允许和孕育其发生发展;二要成为新文化发展的舞台,鼓励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对弈放歌、碰撞交流,以促其深化、发展乃至繁荣;三要倡导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态势,鼓励不同学术思想和不同科学观念自立门户,在国家之下自由发展,自由组合,自由竞争,以繁荣广东思想园地,造就新科学、新思想、新流派,发展新经济。

三、广州大学城发展基本思路

数百年的工业演绎出一场崭新的人类历史发展新阶段,而造就这一新发展阶段的动力是大学,现代大学的发展经验与教育创新铺垫了现代国家的发达和民族的繁荣兴衰的新实践。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中正在也并将不断被证明的历史结论。广州大学城应当重视这些仍然闪耀着时代光芒的大学办学经验和教育创新,即使在今天,这些大学办学经验和教育创新仍然是这些国家乃至世界发展的必胜武器。

(一)注重社会功效,为经济发展服务

现代大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走出封建教育为有闲阶层服务的办学模式,注重社会功效,为经济发展服务。这是一所大学走出旧模式,作用社会发展,从而获得发展的关键。从国际经验看,历史上的几次重大的赶超型发展,全是在大学改制下实现的,而且使大学服务经济的水平一次比一次高。数千年来,有闲阶层为了垄断知识以维护皇权,营造了“劳心者”大学观,大学被塑造成与层层选拔的官僚相适应的封闭象牙塔,大学要打破“脱离实际合理性”教育观,实现这一转变并非易事,而是需要勇气的重大性行动。其中,有四次重大改革。一是18世纪德国哈勒大学迫于生源不足和经费紧缺以及商业和生产发展要求,对学科进行重大改革,开设“自由哲学论坛”,讲授科学的最新发现和应用科学,获巨大成功。二是1810年德国在第一次普法战争失败后为振兴国家而创办的柏林大学,抛弃旧模式,推行全面服务国家发展的办学方针,开设各种经济发展需要的科学学科,把科研作为重点,成为德国走向振兴的秘密武器。三是19世纪后期美国在推进高等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中,掀起创办州立大动,威斯康星大学一马当先,建构起与该州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新办学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被誉为新时代的“威斯康星精神”。四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美国私立斯坦福大学因学科老化面临危机而被迫改革,首创“硅谷”,在更高水平上以新的形式实现大学为经济发展服务。

因此,广州大学城必须彻底走出旧办学模式,建构一个以服务社会为目的的办学:一是瞄准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热点和重点问题,组织新的科研攻关和学术突破,以此建立起大学城以社会发展的联系体系;二是定位广东及区域未来发展的主流和潜在主流,组建强有力的学科联盟,全力开发新科学领域,形成科研热点,创建新学科体系;三是建立新的大学评价体系,把服务社会和促进社会创新作为优胜劣汰的依据,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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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优化专业,提高办学水平。

(二)建立现代大学教育观

广州大学城要实现新的时代定位,就必须彻底转变大学观,从培养学究转向培养科技精英。这是世界现代大学办学的精髓,也是建设广州大学城的命根子。离开这一点,要办好大学城是很危险的。自18世纪英国爆发的工业来,人类在创办大学,推进社会突飞猛进进程中,形成三大经验:首先,由于科技改变了世界,使英国从不知名小邦一跃成为“世界工场”,人类获得的第一经验是:大学应重视科技研究。其次,由于法、德、美积极培养科技人才而在先后兴起,人类获得的第二经验是:大学要发展科技教育。再次,由于核能和信息技术的兴起,人类获得的第三经验是:大学科技及科技教育水平决定国家强弱,大学是科技发展的主导力量。当今美国、日本及其他强国概莫例外。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大学最多、科技水平最高、在校学生最多(达2000万)的国家,高科技人才济济,名家荟萃,发明创新层出无穷,辉煌的大学缔造了美国繁荣发达。这三大经验在本质上深刻地反映了柏林大学的办学精神,即“科研至上、学术自由”的新大学观。一是把科研作为发展大学的重中之重,唯科研是举;二是以自由的学术发展为办学之魂,允许科技在大学中自由地发展,大学是人类思想成长的沃土。广州大学城惟有坚持“科研至上、学术自由”的大学教育观,发展科学教育,营造发展科技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才可能真正找到实现上述定位的前提。

(三)建构良好的教育市场运行机制

大学要服务社会,发展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以教育市场机制来引导办学的新机制。其中,有几点很重要:一是运用市场机制,建立大学城内部教育市场,鼓励学科竞争,优胜劣汰;二是运用市场运作机制,通过竞争优化和调节资源,各学科一律公平竞争,投资主要依据办学绩效和项目带动,全面激活办学,实现大学的所有资源流动、共享;三是推行市场运作机制,引导大学走向社会,解决办学方向并建立面向市场的大学发展结构体系。市场是广州大学城实现大学自身改造的重要力量,而教育市场形成和发展是广州大学城能否真正成为大学城的关键。

注释:

[1]南方都市报,200211113;南方日报1广州日报1羊城晚报1南方都市报,200311122

[2]BlakeGumprecht,TheAmericanCollegeTown:ARe2searchProspectus[O/L].June2000,http://geography.ou.edu/research/collegetomns.html[3]连淑能1牛津、剑桥的传统1中国大学教学,2000年11;裘克安1牛津大学1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4]黄鹤群1印度经济迅猛提升的启示1中国改革报,200117129

[5]北京现代报,200311114

[6]朱志励1四大都市角逐未来经济之都1羊城晚报,20011519;广州市数据见广州日报,20001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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