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

“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

——对中外文化交流和碰撞的思考

【摘要】本文以1 6 世纪为界把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分为“ 东学西被”和“ 西学东渐”两个阶段，探讨了每个阶段文化交流的方式、内容与影响等，揭示了这两个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同特点。而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形式是外交和战争、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本文中正是以音乐交流这一个小的切面对“中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问题进行近一步的了解。进而从这些了解中沉淀了一些自己对于中外文化交流问题的思考和想法。

一、了解“中学西渐”和“西学东渐”

（1）宏观了解：中西方文化交流是中西方文化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十六世纪之前，中国文化曾借助阿拉伯人西传，引发了中世纪西方的觉醒，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触媒。近代西方以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强劲地挑战中国古老封闭的农业文化，“西学东渐”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实施对外开放，主动学习、吸收和借鉴西方优秀文化因素，使其成为中国文化进步、创新的因子。再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的历史过程中，有碰撞和冲突也有吸纳和交融。

（2）以音乐史为例的文化交流：

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这是指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它始于明代中叶，当时的“西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鸦片战争后，“西学”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

此时的“西学”主要是指西方近代政治法律思想、哲学等，尤其是提倡大办西学，对中国近代音乐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和推动。接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维新运动推出了西学东渐之灿烂篇章——学堂乐歌。

1 关于学堂乐歌

（1）学堂乐歌的产生和发展：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派极力鼓吹变法维新，主张效仿日本学习西 方科学文明，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积极兴办各种新式的文化教育设施等。与此同时，在日本留学的知识分子组织了音乐社团进行音乐、戏剧的学习和演出，也自发用一些日本和欧美流行的曲调填词编歌。如梁启超的“大同音乐会”和沈心工、曾志斋的“音乐讲习会”。1904 年左右，国内及日本，唱歌书陆续得以刊行，国内许多新学堂也普遍设立“乐歌课”，同时萧友梅、李叔同、曾志斋、高寿田、冯亚雄等志愿到日本及欧洲，专门学习音乐艺术。1905 年以后，学校唱歌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新风尚。这些新的歌曲，当时称为“乐歌”，后来音乐界将这时期的学校歌曲通称为“学堂乐歌”。

（2）学堂乐歌大部分是反映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求学习欧美科学文明、实现“富国强兵”以抵御强欺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唤起民众（主要指青少年学生，也包括新军士兵）爱国主义的思想。代表作有黄公度作词的《军歌》、石更作词的《中国男儿》等。还有宣传妇女的思想，代表作有秋瑾作词的《勉女权》、沈心工作词的《女子体操》等。还有要求实现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思想，如沈心工作词的《军》等。有反对迷信、学习科学的思想，以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代替封建旧习俗的思想，如《文明婚》、《地球》、《辟占验》等。还有专门作为向少年儿童进行一般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的歌曲，及直接歌颂的歌曲等，如李叔同的作词作曲的《春游》和《送别》《忆儿时》等。

（3）从音乐特征上看，学堂乐歌的旋律绝大多数采自欧美，特别是日本的歌曲曲调，

甚至有些曲调还被不同的作者填上不同的歌词，也有极少数是用我国民歌、小调的曲调来填的。它的歌词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因为“与其文也宁俗，与其曲也宁直，与其填砌也宁自然，与其高古也宁流利”。

（4）随着学堂乐歌的发展，西洋音乐以及各种艺术形式（当时主要是唱歌，演奏风琴、钢琴、提琴等）才开始带了初步的介绍和进行技艺的传授（如在某些教会学校内设立了琴科等）。在当时出版的歌唱教科书中，大多数还附带五线谱或简谱的读谱法、简单的基础乐理，并且对怎样弹奏风琴、钢琴等亦做了初浅概要的介绍。同时，一些基础的理论读物也得到了出版，如曾志斋的《乐理大意》、沈彭年的《乐

理概论》等等。总而言之，学堂乐歌的发展，标志着我国民主主义新文化在音乐领域已吐露幼芽。它不仅在思想启蒙方面给予当时的青年学生以深刻的影响，而且还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即群众集体唱歌的形式，在我国得以确立和发展，为后来我国的军歌、工农歌曲以及群众歌曲体裁的发展开了先河。最重要的，是通过学堂乐歌的发展，才真正将西洋音乐文化的知识和技能逐渐为我国人民所认识，特别是五线谱和简谱这两种新的记谱法的介绍，对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和普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西学东渐成为可能，它是西学东渐现象的导火线，它更是孕育西学东渐的土壤。它孕育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西学东渐的文化大风暴，有了它才有“五四”运动的大规模爆发，才有各个领域的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运动。

东学西渐

东学西渐的涵义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凝结着中国人民精神智慧的一切文化创造物的西传。横跨历史长河，纵观中外音乐史，以普契尼、马勒、德彪西等为首的有东学情结的西方音乐家们，对“东学西渐”这一现象并不陌生。也正是于他们的创新之举，既为他们赢

得了成就，又为他们赢得了在西方音乐史上的一席之地。

1 关于普契尼们

贾科莫·普契尼于1858 年12 月22 日出生在意大利北部卢弗卡市的一个音乐家庭，祖辈几代人都是教堂乐师。贾科莫5 岁随父学管风琴，不久又随舅学唱歌。6 岁时丧父，家境贫寒，一家6 个孩子全靠母亲一人养活。10 岁在当地任教堂管风琴师。1872- 1880 年，在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并开始作写宗教内容的作品。1883 年在米兰音乐学院师从巴齐尼（音乐理论）和蓬基耶利（作曲）学习，与比自已小5 岁的斯卡尼是同学，毕业作品《交响随想曲》显示了其写管弦乐的才能，但他的志向是写歌剧。

在普契尼的众多作品中，以《蝴碟夫人》（Madama Butterfly）、《艺术家生涯》（La Boheme，16）、《托斯卡》（Tosca ，1900）和《图兰多》（Turandot，1926）的成就最为瞩目。像《蝴碟夫人》是以日本的民族基本音调为素材，更为神奇的是从未出过国门到过东方的他，竟然写出了发生在一位莽的中国公主与异国王子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其中熟悉的中国民歌《茉莉花》也随着他的《图兰多》而被世界人民所耳熟能详，从而成为东方甚至是中国音乐的象征。无疑，普契尼天生的具有某种与东学息息相通的灵气，不得不令人折服，故而他是一位极具异国情调的音乐家，也是浪漫主义后期东学西渐现象的代表人物之一。

无独有偶，另一位具有异国情结之人，当数生于波西米亚的卡里什特的犹太籍音乐家马勒。他的《大地之歌》即是根据德国诗人贝特格的《中国唐诗》德文译本创作的，其交响曲则渗透着奥地利舞曲、波希米亚民歌的音响。还有印象派音乐家德彪西，纵观其作品，无一不透露出无师自通的东方气质，他们的艺术追求感官的美，被自然的色彩所吸引，喜爱中古调式、异国的音阶和新奇的演奏。而与生俱来的东学情结，更使他们在十二音序列

与传统西学边缘、东学的无级等级变量与西学的规则、次序边缘痛苦的思索、徘徊、逗留……，继而，把两者推向了崩溃的边缘，造就了自己在西方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杰出的西方音乐家们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杰出的专业水平、敏感的嗅觉，不断地寻找新的突破口，关于自己的、别人的甚至是世界的，东学能西渐无疑是他们发现的新。也由于他们的孜孜不倦的逆向探索，使得那些热衷于全身心学习他国先进技术的更多的中国音乐家们猛然觉醒，他们暮然回首，结果发现了苦苦追寻的突破口正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及本民族中。他们觉悟到了某些本民族

精华，可谓之“一语点醒梦中人”，于是乎纷纷把眼光转向了国内、本土，他们开始把异国情调的重心，挪回到自己本民族的音乐中。

三、交流融合

综上所述，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是一个互相补充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新世纪“西学东渐”的含义已有了新的涵义及补充。就我国而言，从刚开始的闭关自守、国门紧闭，一人专扫自家雪到新中国的改革开放、西学东用、洋学中用，各种批评国乐声四起，褒扬洋乐之声不断，此时的“西学东渐”讲的是要向西方学习，甚至可以说是全盘西化。而此时的音乐作品尚处在纯粹地用西方作曲技法技巧来写东方的音乐作品的时期，各方面均处在临摹学习阶段。如声乐艺术，要求尽量用原文（意大利语言）学唱美声唱法，而且是模仿得越象越好。而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西学东渐”更强调融合，即融合东西学之精华，融合各民族的风格。如此时的声乐艺术，则要求用美声唱法的科学发声方法来唱中国歌。显然，西学东渐有了新涵义，它不再

是失去个性生硬地磨平特性一味地进行融合，而是要在保留鲜明的民族性的视角上去

学习“西学”之长处，吸收“西学”之精华。不这样，将势必会导致迷茫且全无自我。正如我国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曾志斋在1905 年《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近现代音乐教育论文《音乐教育论》中所提出，“输入文明而不制造文明，此文明仍非我家物”。虽然，我们提倡交流，但并不提倡交流的单纯融合，而是强调鲜明的民族特性，保持自我，展现个性的交流。所以，我们应该重“东学”，并坚持“东化”。中国是个有着5000 年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它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底蕴是任何一个其它国家所无法替代的。当人们纷纷把眼光投向国外，认为“外国的月亮就是圆的”时，别忘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月更是故乡的明。

二、历史的思考——自己对中外文化交流的看法

通过对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的考察, 可以看出,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是复杂的, 方式是多样的, 内容是丰富的, 影响是巨大的。双方文化交流有时是在和平友好的氛围中实现的, 有时是在对抗冲突的环境中进行的。但不管哪种情况, 有一点不可否认, 即文化交流是中西文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东学西被”为欧洲中世纪末期的社会变革提供了重要条件；“西学东渐”不仅使中国人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 而且促进了中国人意识的觉醒, 从而走上了改造社会之路。

历史告诉我们，在过于国之间的交往中，文化交流不可回避。而国家间的冲突中文化的冲突往往是最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交流进展顺利彼此熟悉、接受、认同，产生亲近和睦的感觉，那么国家关系就容易处理，矛盾与分歧也就相对容易解决；反之文化封闭、缺乏沟通和了解，则容易产生摩擦、队里甚至发生战乱。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也变得更频繁深入。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不会面临封闭的危险，只有交流才能促进发展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共识。

但是由于双方文化交流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中国在交流中面临着很大的困境。西方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文化的深层内容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涌入和公司的大举扩张进入中国，对中国家文化安全以及传统文化造成很大的威胁和冲击。那么，如何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于西方的时候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提升竞争力，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就成为当前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

全球化中的西方价值取向、西方凭借技术领先带来的“话语霸权”以及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霸权都是以西方发达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而中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文化传播等方面的硬件劣势以及在国民文化教育水平、国民素质更方面的软件劣势则都与经济实力差异有关。因此，中国在当前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一要坚持正确的文化交流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党人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思想；二是要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因素，在重新认识、发掘和梳理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同时，要给予现代的解读方式；三是要处理好文化开放与保护、引进与输出的关系，才能在交流中不断地提升自身的文化竞争力，立于不败之地。

三、面对中外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国文化出路的思考

（1）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当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使中国文化置身于世界舞台之上，拥有与世界先进文化同台竞技的机会，这种交融与碰撞开拓了中国文化的视野，同时也激发了中国文化的创新因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从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促进自身发展。美国著名人类学家F·博厄斯指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工作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

也就越多。”可见，文化进步得益于文化交流和互动，只有不断地从异质文化中吸取营养，才有可能保持活力，成为民族发展永不枯竭的动力。

当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外在的营养资源。冯·皮尔森提出：“文化必须变得更有动态性，更注重未来取向”，“只有当一种文化不仅仅准备在物质或经济方面，而且准备在伦理道德和精神方面向其他文化学习并求得自身的发展时，它才能变成一种开放的文化”。当代中西方文化交流既给中国带来了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经营管理方法，也带来了西方政治文明、伦理道德和精神产品方面有益的东西。作为一种开放的文化，中国文化当然要以学习吸收来丰富自己文化的内涵。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视野可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得到不断地拓展和扩大。

文化视野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文化视野宽广，则心态平和，包罗万象，兼容并蓄，取人之长，为我所用，诚如中国盛唐；文化视野狭隘，则心胸狭小，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之所以远远落后与西方各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睁开眼睛看世界”。自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完成，就重新实行了“海禁”的关闭，雍正、乾隆年间实行了“禁教”，用狭隘的“华夏中心”、“华夷”观念来定位自己和西方世界的关系，带来了丧权辱国的教训。加强中西方文化的交往与联系，能够促使人们从中西乃至全球视野来从事各国文华建设。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需要通过广泛的文化沟通来寻求认同，以解决诸如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问题、社会模式和道路选择、人类生存环境危机及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冲突等问题。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有利于超越地域、民族、国家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而达成“全球意识”、“人类意识”，这种“全球视野”、文化认同和共识，犹如无形的纽带，维系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中国文化可以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中不断创新发展。当代中西方文化交流能够激发中国文化创新的因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文化交流是诱发创造性的重要途径和外部因素。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中西互为参照，为文化提供另一种重要的价值参照，不同文化、观念的激荡，本身就有利于思想的更新、观念的创新。其次，西方文化的一些创新品质，比如，对主体性和人类价值的高扬，对个性和个体价值的肯定，对开拓冒险精神的提倡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借鉴，达到综合创新、促进中国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

在当前的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文化一方面面临机遇，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第一，中国主流文化受到西方的排斥，传统文化则面临着被吞噬的危险。

中西方文化交流，一方面要对西方文化凭借经济实力的优势强势进入的威胁，另一方面要面对择善而从的理想与鱼龙混杂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虽然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当泥沙俱下的文化叩响国门或者被拱手引进是，精华与糟粕的辨析，谁来担当？即使是西方先进文化，在本土化过程中，是向中国文化的先进方向靠拢还是向落后方向苟同？会不会发生“南橘北枳”之变？西方这种文化强势和鱼龙混杂的局面，造成了西方文化对中国主流文化的排斥和对传统文化的吞噬。首先，中国文化主权受到严峻挑战。主权文化是指民族国家文化享有的自主发展的权利、地位，不受任何外来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信念的破坏。对中国而言，主权文化意味着政治文化的自主发展，同本国经济、政治发展协调，传统文化不受破坏。其次，冷战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精神产品日益市场化和商业化。西方国家的文化战略要点是充分利用市场力量来传播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西方文化产品带着其特有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不断涌入中国，对民众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威胁着本土文化，使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大有被淹没的危险。

最后，西方国家的“信息霸权”，腐蚀着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政治信念、道德观念。

第二，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面临着西方的严重威胁。

在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文化产业发展也相对薄弱，西方大众文化对我们的文化生活的充斥愈演愈烈。以美国为例，美国最大出口产品就是批量生产的流行文化产品，包括电影、电视节目、书籍、期刊、报纸、音乐唱片、电脑软件等。美国好莱坞的电影，美国的音乐、舞蹈，欧洲的建筑、绘画艺术等等纷至沓来，让国人有些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而这些西方文化产品的作用是充实并侵蚀着中国文化，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无法分离。一方面，它填补了中国民众娱乐生活的某些空白，另一方面，它向我们灌输西方价值观，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原创动力，同化了中国大众文化。中国如不增强自身的文化实力，将会越来越沦为发达国的文化消费地，进而失去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最终在国际竞争或全球化的浪潮中处于不利之地。

西方目前在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处于中心和强势地位。文化的巨大落差决定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处境被动，不论是文化的维系与传承、吸收和输出、积累与建设，都将面临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巨大压力。中西方文化近在咫尺的交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与狼共舞”。如果没有勇气直面挑战，没有技能克服阻滞力，那么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西方文化交流未必能给中国文化建设带来福音。

（2）坚持正确的文化交流方向

当前，为推进中国文化建设健康发展，我们就必须坚持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正确方向，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党人的西方文化交流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在西方文化交流中，要真确认识中西方文化在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方面的差异，取长补短，推进中国文化建设。任何文化的产生都有其时代背景，中国创通文化是封建时代的产物，西方近现代文化则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从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角度来讲，西方文化要胜出一筹这是双方时代性的差异。在民族性的差异方面，因为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与各国民族特点、生活环境、历史传统密切联系的。西方文化中的核心观念，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的产生均与欧洲中世纪封建割据、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新教伦理观念等分不开。它是不可能产生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东方国家而成为其基本的就价值观念。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整体原则也不可能产生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西方国家。此外，各时代各民族的文化又具有世界性，包含着一些彼此相通相容的因素，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具有普遍而悠远的适用价值，如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性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类慧识”、“天人合一”的精神。中西方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特殊、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这就要求人们在比较中西方文化及其发展趋势简单地判定其优劣，而应该求同存异，以实现双方的积极交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其次，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西方文化、中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反对“全盘西化论”和文化保守主义。“全盘西化派”混淆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界限，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作用，错误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障碍，必须予以彻底否定。而文化保守主义则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的普遍悠远价值的精华部分为主，吸收西方文化的某些成就，实现传统文化的复兴，并以此作为未来全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元化指导思想，实际上无限夸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一个有开放胸襟、有前瞻性、批判性与创造性的体系，它既走出里自我封闭，也走出了妄自菲薄。它既不是对西方文化的简单移植和附会，也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延续和依附，而是批判性的吸收现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切优秀成果，使其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最后，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不断对中西方文化进行严肃的理论反思，发现它们的互相关联之处，促进双方共同发展。我们既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群体和谐和社会稳定的优点，又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容易导致保守主义和集权主义，不利于个性自由和社会变革的缺点；既要看到西方文化注重个性自由和变革创新的长处，这样才能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和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优势互补，防止中国传统文化糟粕与西方文化糟粕的劣势苟合，以中西方文化交流促进中国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3）深入挖掘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动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展开，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要素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虽然是文化大国，却不是文化强国，文化的竞争力还不够强，走出去的力度还不够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正确对待当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以此推进中国文化建设，努力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文化，同时警惕西方落后文化的侵蚀，提升中国文化建设的整体实力，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必然要求。

从今天的现状可以看出，当代中西方文化交流对于中国文化建设既是难得的机遇，又是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中西方文化交流拓宽了 中国的视野，使中国文化有机会借助交流直接、充分吸收西方的先进思想、理念、经验等。另一方面，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凭借强大的经济力量，凭借中国对西方先进文化吸收学习的大好时机进行着有效的渗透。目前，西方物质文化已经本土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制度文化正在从理论上被循序渐进地、慎重地接受；西方价值观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思想和情感。在这种形势下，曾经使所有中华儿女引以为傲的中国文化能不能以其博大胸怀，兼容并蓄，取我所用，去我所赘，以迎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共赢的时代呢？的确不能盲目乐观，但也

不能失去自信。因为我们从西方文化发展中看到了规律，从西方文化交流中得到了经验，那就是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思想、对外开放，采取切实措施，以中西方文化交流来促进中国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对于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的民族是没有根的民族，一个不能“与传统和解”的民族就犹如“漂泊的心灵，失根的兰花”。因此，我们可以说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只能局限于与当代的对话而缺乏与中国古代伟大心灵的对话，失去了中国传统文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是不完整的交流，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文化是没有魅力的。在现阶段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究竟能否助一臂之力、能否给予文化援助呢？总的来讲，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客观、理性地进行分析，有些传统文化因素可以有些就不可以。文化归根结底要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而目前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首先，面对中西文化交流时，我们在心态上要克服以老为荣、以老为耻、受害者的悲情的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以老为荣，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历史感，对国人而言，既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负担。那就是在文化交流中“反复向世界强调中国历史如何悠久、中国文化如何深厚”，这样做有可能带来反作用与负面效果，引起别人的反感、警觉、自卑，影响文化交流。二是以老为耻，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命运无比坎坷。在后来的一个世纪里，国人对于传统文化也没有了自信。三是受害者的悲情，许多人认为，正是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文化传统几乎断裂；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个受害者，把它的尴尬地位归罪于西方人当年的暴行，从而产生愤懑、怨恨。而这种情绪不仅于事无补、于振兴传统文化无利，而且还容易影响到文化交流的正常进行。真正需要做到的是：少谈伤害，少谈复兴，多干实事。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要在内容上从西方文化中汲取营养，补充理念。中西方文化发展的环境与路径不同，特点各异。从互补的角度看，中国在文化精神、价值观方面有先天不足。不如自由、民主、个人理念的缺失，可以从西方文化中汲取和补充。正如唐君毅所说，中国传统文化“可从西方文化中补充以下四点：一为向上而向外的超越精神；二为充量客观化人类求知的理性活动的精神；三为尊重个体自由意志的精神；四为学术文化上分途的多端发展精神。”

最后，在传播手段方面要与现代传播媒介接轨，利用新兴美媒体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在重新认识、发掘和梳理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同时，要给予现代的解读方式。我国大约有35000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如何将国内传统文化精髓推广给西方成为当代学者的重任。适应传播媒介全球化的形势，除了用全球广播、卫星电话之外，要把因特网作为主要传播媒介，用丰富的中文信息资源和英语网络出版物及其他文化消费形式，广泛而有效地进行跨疆界、跨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让西方乃至世界分享我们民族古老智慧，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世界多元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